談談法傢與儒傢：中國千年裡其實是儒表法裡

最近一直在思考法傢和儒傢的一些東西，感覺中國千年裡其實是儒表法裡，中國千年裡的集權專制造就的種種黑暗，其實儒傢最多也隻是個幫閑聒噪的，而法傢是締造這個集權的專制機器的根源。

我自己對法傢有一個大致的定義，並不是在於是否在以法或者以德治國，是用官吏還是用儒生治國，而是在於是否能夠將社會資源更多的用於農和戰這兩個體系裡。整個社會的人要麼隻能生產糧食的農民，要麼就是消費糧食向外擴張的戰士。靠著的官僚體系，文法制度，讓這個農戰體系量好運轉。這個制度能夠良好的運轉，對於國傢來說，就會產生極大的力量，可以做到不斷的向外的擴張，其實這就是軍國主義。這個制度的中心，就是能夠無限而隨意運用這個力量的皇帝，做他自己願做的事情而無所制約。而這個體系本身這種集權的特性，也必須需要一個集權的中心作為核心。當這個體系擴張到他無法再擴張的地理自然邊界的時候，但是這種集權專制導致的無限膨脹擴張的性格並不能停止。於是皇帝依然可以運用這種機器的強大力量，不是運用於外敵而是運用於內部，於是秦有長城阿房宮，隋有大運河等等，這些都是歷朝歷代很少能做到的事情，靠的正是這種力量。

這種強大的擴張力量，是以失去自由為代價，而以向外擴張從他國帶來的好處來彌補的。所以秦對打仗的戰士用二十等爵制作為封賞激勵，自然賞賜的經濟來源也必須以被擴張國為代價。但是這種向外擴張停止在自然邊界時，依然用這種高壓的體制去做滿意皇帝許多荒唐的事情，自然自身的危機也就來瞭。